谈起企业的ESG实践，责任云研究院院长、鲸牛科技CEO钟宏武如数家珍。
钟宏武深耕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近二十年，主持制定了多项ESG国家标准。他总结道，企业ESG建设正面临多重挑战。国际监管持续收紧，欧盟CSRD、CBAM等法规将供应链ESG合规纳入刚性要求；国内政策密集出台，从中央到地方强化ESG管理；在企业实践层面仍处于“无标可依、盲目探索”的困境。
在ESG中国·创新年会2025暨首届ESG国际博览会期间，钟宏武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钟宏武对记者表示，中国ESG评价体系正从“跟跑”迈向“领跑”。与西方ESG侧重风险规避不同，中国ESG更强调创造额外价值，且注重与国家重大战略协同，这为全球ESG治理提供包容性发展新选项。钟宏武在本届博览会上发布了《企业供应链ESG管理要求》团体标准，旨在提供接轨国际、符合国情的供应链ESG中国方案。
绿色转型是ESG的核心
《21世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你认为企业在ESG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钟宏武：全面绿色转型是ESG的核心内容，也是企业实践中的最大难点，难在ESG专业性强且需企业全员参与。
企业ESG实践可分为“底线”与“高线”两个层面。环境保护是底线，企业需减少经营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扰动，降低废水、废气、废渣排放，避免发生污染事件，这也是ESG的红线。若突破这一底线，不仅不符合ESG要求，当地政府也会依法监管，企业将面临经营风险。这一环节通常由环保部门牵头，落地难度相对较低。
绿色发展则是高线，涵盖“双碳”目标的实现、生产工艺改造、产业结构革新、全流程环境管控等内容，远非企业环保部门单独能完成。例如企业要实现碳减排，需生产、研发、供应链等多部门协同，改造生产工艺、优化能源结构，属于“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系统工程。四中全会对全面绿色转型的强调，既是对企业ESG实践的更高要求，也为企业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推动绿色转型从环保部门的单项工作转变为企业全员参与的战略任务。
《21世纪》：目前中国ESG评价体系建设情况如何？怎样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ESG实践方案？
钟宏武：中国ESG评价体系建设正处于从“跟跑”向“并跑”甚至“领跑”过渡的关键阶段。
西方ESG源自资本市场，核心逻辑是“不出事就是好企业”。机构投资者，如银行、基金、券商在选择投资标的或信贷主体时，仅要求企业避免ESG负面事件，例如无环保事故、不使用童工、供应链合规等，本质是规避风险。
但中国ESG将“不出事”视为底线，更强调创造额外价值。例如央企在应急救援、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均属于超越底线的高线价值，这是中国ESG方案的核心差异。
近年来，我国ESG顶层设计持续强化，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沪深北交易所等部门密集出台ESG信披要求或指引，标志着ESG监管从自愿倡导转向刚性约束，为评价体系提供强外部推力。虽然当前不同评价机构在方法论、指标权重等维度上存在差异，导致部分企业面临“评价结果碎片化”难题，但这种政策与市场的张力并非矛盾，政策通过划定核心议题引导市场共识张吧策路，市场实践以差异化探索为政策优化提供实证参考。
当前，中国ESG方案特质渐趋清晰，既回应了中国经济转型需求，也为全球ESG治理提供了“包容性发展”的新选项。中国更强调与“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科技自立自强”等中国式现代化核心议题纳入评价；另一方面，更关注中国特定行业与企业转型路径，如对高碳排的能源、工业领域，不仅评价当前排放水平，更看重绿色技术改造投入与转型路径清晰度，体现“发展中的转型”视角。
快消行业ESG需“叫好又叫座”
《21世纪》：本届博览会中出现了不少快消品牌，你建议这些企业应注重哪些方向的ESG工作？
钟宏武：快消品行业ESG实践的关键不仅在于生产端与品牌方，核心症结更聚焦于消费者端。当前国内消费者对ESG理念的认知仍显不足，更多关注ESG中的“底线”，如食品安全，对“零碳饮料”“低碳生产”等相对复杂的ESG议题兴趣较低，甚至会因这类产品涨价而拒绝购买，认为其与自身无关，这一认知与部分发达国家消费者形成明显差异。
以瑞典某汉堡品牌为例，该品牌因牛肉生产碳排放高于鸡肉而主动推荐鸡肉汉堡，当地消费者基于负责任消费的理念主动选择鸡肉汉堡。国内消费者尚未形成此类ESG消费需求。
同时，快消品行业ESG的外部驱动力较弱，在监管层面并无像能源行业的严格约束。能源企业因“双碳”政策要求，不推进ESG便无法开展业务，而快消品行业既无强监管压力，消费者端也未形成有效需求。
但快消品企业ESG并非无路径可循，核心逻辑在于“本土化议题+产品设计+品牌宣传引导”，最终实现“叫好又叫座”。例如，啤酒的原材料大麦过度依赖进口，若遭遇国际争端导致供应中断，啤酒生产将陷入停滞，这一逻辑易被消费者理解。此时选择从内蒙古等地收购大麦，不仅能帮助乡村振兴，带动牧民增收，还能在保证口感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应对国际大麦高价压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1世纪》：对于企业编制合格的ESG报告，有哪些具体建议？
钟宏武：我们从2010年开始构建ESG报告评价体系，15年来累计为1000余家企业提供ESG评级服务。我认为一份合格的ESG报告需满足多个维度，分别是过程性、实质性、完整性、可比性、平衡性和创新性。
从过程性来看，报告编制不能局限于企业的小团队“自编自看”，需由企业主要领导牵头，推动各部门、二级单位全员参与，报告完成后需主动送达政府、媒体、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方。
实质性意味着报告需披露行业与企业最受关注的核心议题，例如食品饮料企业的ESG报告应重点披露食品安全，通讯企业需回应“基站辐射是否影响人体健康”等问题，不能避重就轻披露无关内容。
完整性是指报告需全面覆盖ESG各维度指标；可比性方面，需包含历史数据（与企业自身过往表现对比）与同行数据（与行业平均水平对比），这样才能体现ESG工作成效。
平衡性需要客观披露企业对社会环境的正面贡献与负面影响，避免“报喜不报忧”。例如，石油企业若发生环保事故，ESG报告中必须回应整改情况，否则会被利益相关方视为隐瞒事实，影响企业信誉。
在创新性上，报告需体现企业特色，避免“千人一面”，同时保留行业通用基础内容，实现个性与规范的平衡。
大模型助力中小企业ESG困境
《21世纪》：当前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在ESG实践中普遍面临专业能力、资源投入等难题，企业供应链减碳的重点有哪些？
钟宏武：企业供应链减碳的核心在于供应链ESG建设。世界经济论坛研究表明，来自电子、建筑、汽车、食品、时尚以及快消品这类提供终端产品服务的行业的企业，仅其范围3上游（供应链）的排放就占到总排放的77%～90%，因此供应链ESG管理确实离不开大模型，核心原因在于当前ESG实践主要集中于大型企业——ESG专业性强、资源需求高，大企业有足够资源匹配，可设立专门部门、配备专职人员，甚至付费委托责任云这类专业机构提供服务，属于“有钱好办事”。
但中小企业面临双重困境：一是受规模限制，对ESG的认知程度低，连ESG基本概念的理解都存在困难；二是无力承担高额投入，无法单独配备人员或聘请外部机构推进ESG。这种情况下，龙头企业若仍以“发文件要求”的传统模式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供应商根本无法有效配合，此时大模型的价值便凸显出来。
《21世纪》：AI大模型能对中小企业ESG提供哪些具体支持？
钟宏武：具体来看，大模型对中小企业ESG的作用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知识普及与问答支撑，我们可为龙头企业设计ESG应用，其供应链中小企业通过扫码即可登录。这一应用是大模型的“数字分身”，知识量达到人类的上千万倍，对ESG基本概念的解读比人工更准确，能详细解答ESG指标定义、操作流程等问题，帮助上下游企业快速理解ESG。
第二是落地操作指导，无需企业安排专人接听咨询电话或通过视频演示指导，大模型可直接向供应商讲解指标填报要求与操作步骤，解决“供应商反复咨询、人工指导效率低”的痛点。
第三是数据梳理与排查，以石油化工企业的运输供应商为例，其填报的船舶温室气体排放量，不仅普通人员难以判断合理性，即便专业人员也缺乏历史数据支撑，但大模型可凭借积累的数据，提供“每吨原油运输碳排放参考值”，辅助企业验证填报数据的合理性。
此外，大模型还可通过技术特性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利用大模型的多源数据整合能力，抓取工商、环保等官方数据及行业舆情，结合企业有限内部数据，通过算法模型智能补全碳排放、合规等缺失的ESG关键指标，同时支持图片、文本等非标准化数据录入，自动规整为系统所需的规范格式。
除了中小企业，链主企业应构建“战略层－执行层－供应商层”的供应链三级ESG治理架构张吧策路，本质是构建一个“战略层定方向、执行层建机制、供应商层强协同”的有机整体。链主企业应当将供应链ESG治理融入自身既有的ESG治理架构和职能，丰富自身既有的ESG理念和行动举措，将ESG融入基因、将要求化为日常、让价值链共同提升，打造一条有韧性、负责任、具备竞争力的供应链。
天盛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